趙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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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十大社會病態

職業修養 】 2014-09-15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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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調查分析報告】  (一)當前十大社會病態  超八成受調查者認為當前社會處于亞健康狀態,“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癥” 位列當今社會病態前三項  “若請您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健康程度打分,從0到

【調查分析報告】

  (一)當前十大社會病態

  超八成受調查者認為當前社會處于亞健康狀態,“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癥” 位列當今社會病態前三項

  “若請您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健康程度打分,從0到10,分值越高越健康,您的診斷是?”選擇5分及4分以下的各為24.4%和57.7%,選擇6分以上的僅17.9%。如果將“5分”視為社會肌體健康的警戒線,那么有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亞健康狀態。

  當前,中國社會總體運行狀況良好,反腐之風正緊、八項規定深入人心、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生活規范有序,但由于中國正經歷急劇的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各方面交疊變化,難免有諸多不適應、不協調,這也使得社會病態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突出問題。社會病態是社會常態或者健康狀態的反常狀態,是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矛盾、沖突、混亂等現象的總體概括。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通過深入調查采訪和梳理提煉,初步整理出如下13種公眾反映較多的社會病態。

  娛樂至死:崇尚個人享樂主義,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

  看客心態:阿Q式的冷漠、麻木與圍觀,崇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處世哲學;

  習慣性懷疑:社會誠信危機導致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從而懷疑一切;

  審丑心理:丑聞成為丑聞制造者的通行證,假惡丑盛行、越罵越紅;

  社會焦慮癥:因工作、生活、養老及未來無法預期等而長期緊張與不安;

  信仰缺失:價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與道德有關的精神危機,道德赤字與壞賬凸顯;

  暴戾狂躁癥:粗暴野蠻、乖張殘暴,易怒且好走極端甚至危害社會;

  “鴕鳥心態”:逃避現實,“掩耳盜鈴”,面對壓力與困難采取回避態度;

  思考恐懼癥: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對于謠言或他人觀點,不假思索,附和跟風;

  網絡依賴癥:對網絡及移動媒介上癮,產生依賴,沉溺在虛擬世界中不能自拔;

  炫富心態:展示、炫耀財富,虛榮心作怪,自卑心理的另一種反映,炫耀是為了獲得滿足感;

  初老癥:未老先衰,心比實際年齡老得快,過早放棄追求、過早妥協;

  自虐心態:罵共產黨、恨體制,甚至獲得體制內好處越多的人罵得越兇。

  綜合調查數據,我們發現, “信仰缺失”、“看客心態”、“社會焦慮癥”、“習慣性懷疑”、“炫富心態”、“審丑心理”、“娛樂至死”、“暴戾狂躁癥”、“網絡依賴癥”、“自虐心態”位列當今十大社會病態。(見下圖)



(二)對五種突出社會病態的調查與分析  1、關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近九成的受調查者認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病”  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強調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會規范來規約各種利益主體。但調查發現,當今社會有高達88.0%的人(完全認同、比較認同者分別占60.2%和27.8%)認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病”。近年來在網絡上頻發的公開求包養、炫富事件,以及沸沸揚揚的各種娛樂丑聞“門”更突出地說明了中國人當下信仰缺失和道德迷失狀況。  在回答“哪類群體信仰危機最嚴重”時,超過半數的網友(占比57.5%)認為信仰缺失主要表現在官員群體身上。這樣的調查結果并不奇怪,“大師”王林事件曝光后,“官場迷信”再度成為輿論關注和討伐的焦點。部分官員“不問蒼生問鬼神”折射的是他們“權位觀”和“為民觀”的偏執與錯位。官場迷信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場腐敗的危險信號。貪腐官員的所作所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鈣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影響黨員干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50.8%的網友認為“制度層面,一些不道德的現象沒有受到制度的懲處,反而成為一些人效仿的對象”是造成這一病癥最主要的病因。“沒有漏洞,就沒有缺憾”,信仰與其說是束之高閣的繁文縟節,倒不如歸為行之有效的典章律法。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和多元價值取向的沖擊則分別以20.8%和15.1%的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大因素。這說明信仰還受到經濟因素和認知層面的影響。  2、關于“看客心態”。“看客心態”并不特定在哪類群體上表現更明顯,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看客  超過八成的網友認為“看客心態”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頑疾,其中認為這一心態“很普遍”、“較普遍”的網友分別占63.7%和25.5%,僅有0.3%的網友認為這一現象在社會中并不存在。可見,“看客心態”已不再局限于學術探討,它已成為“飛進尋常百姓家”的流行語。  概括來說,看客心態即是社會中的每個人只要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所表現出來的“事不關己”的情緒和態度。當回答,“以下哪類群體的‘看客心態’最普遍”時,“說不清,因人而異”得票最高(占比31.3%),就受訪者來看,看客心態并不特定地存在某一特定人群,社會上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看客。當今社會,老人摔倒訛詐路人、見義勇為遭人冷眼、好心少女幫孕婦卻被殺等等事件的發生,讓“好人有好報”一說變得如此蒼白無力,由此演變的“看客心態”逐漸成為“路人”自保的護身符,“寧少一事不多一事”漸漸成為社會大眾的普遍心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官員群體也成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主要群體,占比26.9%,這個數據高于知識分子、白領階層、青少年等其他群體。官員是看客,更多地是與其高高在上、擁有權力、占有資源、享有話語權卻往往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關,在強拆的冷漠中,在截訪的無情中,在災禍面前的微笑中,均有官員的身影閃現,這些都嚴重影響著官員的形象。  調查結果顯示,“冷漠和麻木的負面示范效應極易導致惡性循環,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34.9%)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思潮泛濫,會嚴重影響公民的道德素養”(25.1%)成為“看客心態”最大的危害。從宏觀角度來看,看客心態不僅是一種孤立的病態,還是可以導致“多米諾效應”的“原罪”,如果處理不好會導致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從微觀角度來說,“看客心態”是一種腐蝕劑,這種心態如果長期存在下去,會侵蝕健康的人生境界、破壞高尚的道德情操。  3、關于“習慣性懷疑”。“政府公信力下降”成為“習慣性懷疑”這一社會病癥的主要禍根  當被問及“習慣性懷疑”的表現時,“政府說什么都不信”(41.2%)、“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感”(35.2%)、“懷疑食品、藥品的安全性”(33.5%)、“對醫生的職業道德不信任”(28.0%)是社會各群體認為的主要表現形式。  與習慣性懷疑的表現相對應的,“政府公信力下降”(24.0%)、“社會誠信缺失”(22.4%)、“食品、藥品安全監管不力、懲處機制不完善”(16.6%)、“特定職業人員缺乏職業精神”(14.6%)成為“習慣性懷疑”這一社會病癥誘發的重要原因。今天,這種“不相信”、懷疑一切的情緒成為公眾的集體意識,已然滲透進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吃飯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鐵路行業解決買票難的能力和誠意,上醫院不相信醫生沒有給自己多開藥,打官司不相信司法會公正……誠然,懷疑有時候是一種進步,但社會公信力下降導致的信任危機卻值得關注,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專家,更不相信媒體等已構成了當前社會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墻”。  與此同時,得票率為32.6%的弱勢群體成為易患“習慣性懷疑”癥的第一大人群。這一方面源于弱勢群體占有極少的社會資源,在知識經濟的社會中,他們無法憑借豐富的信息資源了解社會諸多現象背后的原因,只好采取“懷疑一切”的態度來面對未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弱勢群體享有較低的社會認同,懷疑一切的心態其實也反映出他們的無奈與無助。  4、關于“娛樂至死”。61.0%的受訪者認為“娛樂至死”是社會流行的病癥,官員群體和青少年群體成為最易感染人群  此次調查中,有61.0%的網友認為“娛樂至死”是社會流行的病癥,其中認為這一病癥“很普遍”和“較普遍”的分別占32.7%和28.3%。這說明了,娛樂之風、享樂之氣已成為社會各界廣泛認同的社會疾病。  究其原因,“社會價值觀體系紊亂,缺乏健康的公民文化土壤”(50.4%)、“逐利主義、拜金主義驅使下‘一切向錢看’所致”(46.9%)、“權力操控文化市場,管得過嚴、過寬、過死,導致真正有價值的文化產品‘難產’”(43.6%)是導致“娛樂至死”病癥的前三位原因。正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王雪野所言,“當今,從電視到電影,從報刊到新興媒體,無不充斥著以感官刺激為表象、窮盡低級搞笑、賣弄噱頭之能事”。在這個急速轉型的社會里,娛樂被民眾曲解為享樂,娛樂演變成一種文化產品,它需要借助市場來滿足消費者各式各樣的需求和欲望。享樂主義代替了娛樂品質成為了最直接的消費形式。  從調查中可看出,官員群體(36.5%)和青少年群體(27.1%)成為這一社會病癥的主要人群。中國現有制度的缺陷放縱了官員的越權行為、減少了違法亂紀的成本。如果說官員群體的娛樂是“明知故犯”,那么青少年群體的娛樂則是“無知者無畏”。青少年崇尚一切形式的刺激,意欲嘗試一切新鮮的事物,他們的娛樂心態也是對未知世界的一種冒險和窺探
 5、關于“暴戾狂躁癥”。85.3%的受訪者認同當前社會彌漫著較為嚴重的暴戾狂躁癥,“知識分子群體”、“城市白領階層”兩類社會群體最為理性、冷靜  “易偏激、動怒,惡語相向”(42.5%)、“動轍以威脅他人或自己的生命為解決之道”( 24.4%)、“惡性事件中手段殘忍”(24.3%),成為暴戾狂躁癥排名前三的表現。高達85.3%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上彌漫著較為嚴重的暴戾狂躁癥(選擇“嚴重”和“比較嚴重”的分別占比39.8%、45.5%)。而“弱勢群體”(33.6%)則被認為是患有“暴戾狂躁癥”最為顯著的群體。缺乏機會、缺少資源,被剝奪、被擠壓等“標簽”是社會對這類群體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時,暴力方式就成為非常可能的選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如此分析。  而事實上,暴戾與狂躁又緊密相隨,暴戾以“飲鴆止渴”的極端化方式圖一時之快,暫時緩解了問題,卻也起到了極為負面的示范效應,催生出更多的絕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沖擊的不僅是社會的安全防線,更深刻影響著社會心理——在一個心理失衡與安全感匱乏的社會,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其中的“弱勢群體”。  相較而言,“知識分子群體”、“城市白領階層”兩類社會群體在受調查者看來是最為理性、冷靜的群體。盡管從嚴格的社會階層分類定義出發,這兩類群體較難并列,但他們身上強烈的職業辨識度與職業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眾的判斷,即人們普遍認為,一般意義上的城市中產階層有責任、也有能力擔負著一個社會“穩定劑”與“緩沖器”的重任,也理應發揮緩和社會矛盾、消弭社會裂痕的作用。  歸納病因,“社會不平等加劇,弱勢群體被剝奪感強”(42.4%)首當其沖,成為誘發“暴戾狂躁癥”的第一誘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識淡薄” (35.9%),而“壓力型社會,個體易產生焦慮感,負面情緒易被激發” (34.0%)、“人際關系淡薄,充滿不信任,易偏激、動怒”(23.9%),屬于社會“暴戾狂躁癥”的次屬誘因。顯然,在公眾看來,與日常生活層面的因素相比,社會結構與制度機制上的問題更為根本。  (三)從系列調查數據應當反思什么  其一,高度重視社會病態亂象,加快培育社會核心價值觀。當前社會病態種類復雜,充分凸顯了社會失范的現狀堪憂,值得高度重視。夾在傳統與現代、新與舊、鄉土與城市轉型之間的個人,物質上極大繁榮,精神上漂泊無依,為了逃避生活的不確定感,人們需要社會供給價值、意義,需要某種指導,并從指導中獲得安全感。當問及“您認為以下哪些是導致中國社會‘亞健康’的原因”時,在受訪者看來,“失:傳統向現代急劇轉型,新的尚未建立、舊的被迅速打破,游戲規則、倫理道德等重塑過程中沉疴積弊泛起”(49.5%)是造成當前社會“亞健康”的首要原因,“亂: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區’,跨越發展陷阱的關鍵時刻,社會亂象多等導致的適應不調”(占比36.7%)和“雜:價值多元、訴求多樣、真善美與假惡丑并存”(32.0%)排在第二、第三位。從以上結果來看,社會轉型期,秩序規則重塑、道德失范、價值多元是造成當前社會“亞健康”的重要原因。通過什么樣的機制舉措來培育民眾新時代的核心價值觀以凝聚人心,如何構筑和諧文化以促進社會的團結穩定,不啻為一個值得思考的大課題。  其二,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在您看來,治療社會病癥、消解負能量最具療效的藥方是什么?”調查結果顯示:“經濟發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紅利惠及更多人,使個人生活更有尊嚴、發展更有保障”位列第一(占比 54.6%),而“政治體制改革需繼續推進,從體制上機制上根除社會漏洞”(占比42.6%),居第二位。縱觀世界各國,社會病態凸顯是社會急劇轉型期的常態現象。治療社會疾病還須回歸本源,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調查發現,受調查者對“生活更有尊嚴、發展更有保障”更為期待。  其三,“社會之病”的治愈還需從執政黨做起。“社會之病”是時代的投影,社會之病從根本上說還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狀態。當前的社會病態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人心”的失衡,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可能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這不僅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是集“素養、心性、價值觀”等為一體的文化問題。在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多的利益訴求和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時,如何努力涵養人心, 凝聚人心,培養民眾積極健康、樂觀進取的良好心態,對于掌舵社會航向的執政黨而言,無疑是擺在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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